美术理论家陈绶祥辞世曾倡导“新文人画运动”|陈绶祥|国画(4)

　　本来，长期以来国画中对山水花鸟等自然物的描绘，都带有“人化了的自然”的倾向。这也并非仅仅是国画的特点，而是整个中国文艺思想的根本之一。《国风》中即有“比”“兴”手法；《楚辞》中亦常以芳草比君子而以荆棘喻小人；菊花成了陶潜性格的化身；莲花又因周廉溪的《爱莲说》而成了君子。这些思想的影响，加之在绘画中最初产生于人物画的“传神”理论的延续，使得在绘画中对于自然物的描绘便很容易与人的精神性格联系起来而具有了“人格”的标准。宋代在“写生”中强调了对对象的理解，自然也就强调了画家的认识水平及品格气质。就是强调自然状况下形态的描绘，除了重视客观形态以外，实际上也与封建文人那种疏脱放达的气质相吻合。正因为画家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开拓，才会出现宋画那种工细精巧又生动如实的描绘，也同时产生了那种不以形色酷似作为唯一优劣标准的描绘，萌发了后世所谓“写意”的新思想。

　　南宋佚名海棠蛱蝶图

　　25cm × 24.5cm 绢本

　　故宫博物院藏

　　从元代开始，水墨山水画大盛，“尚意”的画风兴起，绘画更多地强调了作者个人胸臆的表现。虽然如此，但由于画家们并没有背离长期以来形成的写生的优良传统，所以他们所尚的意并没有出现荒诞离奇的面貌，而是呈现出一种从自然山水中实地描绘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史称“元四大家”的四位画家并无一例外：黄公望隐居富春山，每携纸笔入山对奇境而写之；王蒙隐居黄鹤山，喜摹山中古树奇石，自号黄鹤山樵；而吴镇居钱塘临江作画，倪瓒游太湖舟中摹景的故事，多年来已在民间广为流传了。他们就在这种对景作画的写生活动中，一方面更加注意了对象典型形态与绘画造型的联系，创造出众多的皴、擦、点、染等技巧，另一方面也更加注意搜求自然状态下客观对象最能触发主观感受，引起情绪波动及造成感情升华的众多因素，使造型更能表现自己的感情和气质。

　　元黄公望九峰雪霁图

　　116.4cm × 54.8cm 绢本

　　故宫博物院藏

　　黄公望在《写山水诀》中写道：“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记之，分外有发生之意。登楼望空阔处气韵，看云彩，即是山头景物。”他详究了这样的过程：模写、记忆、联想并产生创作灵感。这正是整个对景作画的过程中所要注意的。因而，我们能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出“闲逸”“淡泊”“宽容”等等人才可能具有的个性来。也正因为如此，客观对象的形态并没有限制住他们如实描绘，反而通过他们这种写生方式而给以他们更多艺术上的自由。

　　明清以来，一方面出现了将前人各种绘画方式及技法作归纳总结，使它们完善、成熟和程式化，另一方面又开始了写生的更新探索。董其昌总结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论，加深了对写生的要求，指出画家要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提高自己，强调了提高画家主观认识在写生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了在不脱离客观对象前提下的艺术创造。王履提出了“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的主张，郑板桥提出了“胸无成竹”的艺术要求，石涛提出了“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创作方法，如此等等，都能不断地在现实对象的描绘中有所开拓。王履留下了写生的《华山图册》，石涛、梅清、弘仁等人都长期以黄山作蓝本进行创作，郑板桥多年来亲手种竹画竹，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人遍游名山大川和养鱼虾虫鸟而写照的事实，已是众所周知的美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