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理论家陈绶祥辞世曾倡导“新文人画运动”|陈绶祥|国画(3)

　　所以，荆浩在描绘太行山松树时，才有“因惊其异，遍而赏之，明日携笔复就写之，凡数万本，方如其真”的深刻体会。既要“因惊其异”（第一眼感受不平常），也要“遍而赏之”（仔细全面地观察），又要“复就写之”（重新靠近作实地描绘），还要“凡数万本”（从众多的描绘中总结出造型规律），这些都是在对景作画中新提出的具体要求。它们并不同于西洋画中那种以捕捉瞬间视觉感受为目的的对景作画的要求。正由于有了这些要求，山水画才既没有向如实描绘风景的方面单纯发展，也没有脱离真山真水的情趣，而是以新的手法和面貌出现，发展成独立而有影响的画种。中国式的对景作画的方法和要求也在绘画发展的实践中得到充实和提高。

　　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局部）

　　41.5cm × 70cm 绢本

　　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局部）

　　41.5cm × 70cm 绢本

　　故宫博物院藏

　　从五代到宋朝，国画中各个画种已基本形成，“十三科”也各具眉目。对景作画的方法被广泛运用到各个画科之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比比皆是：五代时蜀国宫廷画家黄筌，常以国外进贡来的珍禽异兽作蓝本，反复地观察描绘；另一个五代画家徐熙，也常常伏在芦花水草丛中观察野生水禽的生活，并将其生态描画出来。因而他们二人的画风不同，被后人称为“黄家富贵、徐氏野逸”，成了我国花鸟画史中最有影响的流派。宋代赵昌善画花卉草虫，他常挖一深坑，将花卉草虫置于其中，反复从各个角度、各种气候和不同光线的条件下去观察临摹，因而他的作品能尽物之生态，被时人称之为“写生赵昌”。这样，“写生”这一词汇才正式在我国绘画史上出现。宋代绘画在写生风气的推动下取得了很大成就，据画史记载，此期画家们已能注意早、午、晚不同光线下花瓣色彩的不同，并将其描绘出来。

　　北宋赵昌写生蛱蝶图（局部）

　　27.7cm × 265cm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赵昌写生蛱蝶图（局部）

　　27.7cm × 265cm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赵昌写生蛱蝶图（局部）

　　27.7cm × 265cm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赵昌写生蛱蝶图（局部）

　　27.7cm × 265cm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从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海棠蛱蝶图》《出水芙蓉图》《秋柳双鸦图》等宋人作品来看，那风中飘舞的海棠，带露含羞的粉荷以及萧瑟经霜的弱柳，无不掬尽生态，都足以证明当时写生的成就。至于易元吉只身入万守山十数日不归，嬉戏于山野猿猱之中，细观猴群生态以便画出其天然情趣，这不但是绘画史上罕见创举，就是在世界整个科学艺术界中，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写生活动，不但造就了许多不朽的艺术品，也加深了人们对绘画规律的认识。这时期提出的两个重要理论，就与写生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它们是苏东坡提到的画竹要“胸有成竹”的理论和要画出对象在自然状况中“无人态”来的理论。强调要“胸有成竹”即是强调了在反复观察中全面认识和理解对象；强调“无人态”的描绘，就是强调了表现对象自身的自然生动情态。这两方面的要求，正是对以往对景作画中“气”和“质”两方面描绘的进一步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