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总体进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距今约4300至3800年，在考古学上是新石器时代末期，也叫龙山时代。这期间的突出变化首先表现在文明分布的大格局上。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些步入文明阶段的先行者先后衰落了，而黄河流域诸文化迅速提高了文明化速度，成都平原也初现文明曙光，其中尤以陕西省神木市石峁、陕西省延安市芦山峁、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宝墩等几座规模巨大的古城令人瞩目。另一个突出变化是在社会文明化的内容上。一方面，从中原到陕北，考古发掘出的暴力和战争相关资料明显增多，社会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另一方面，源自中亚的麦类作物及其栽培技术，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及青铜冶炼技术于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先到达西北地区，再传至中原，这些新的生产要素为社会复杂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例如，陕北的石峁文化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引进了羊这种既不与人争食又能在黄土高原上不利于农耕的深沟大壑中饲养的家畜，从而提供了更多的优质食物资源。

　　这一时段的晚期，中原的龙山文化在剧烈动荡中完成了一系列重组整合，并在广泛吸收周围文明先进因素的基础上，在距今3800年左右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化，即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布在豫西晋南地区，与文献中夏人活动地域吻合，年代落在史传夏纪年范围内。就规模和复杂程度来看，二里头遗址无疑是二里头文化的都城。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还证实，二里头的一些具有自身特征的物品，如牙璋、玉刀、绿松石镶嵌青铜牌饰、陶封口盉等对外有广泛传播。这些物品并非普通生活用器，而是礼制用器。所以，它们的传播实为中原社会的政治礼仪、制度、思想的播散。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又辐射四方，不仅再一次改变了中华文明的进程和格局，还开启了以中原地区为主导、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王朝时代。

　　不断深化研究，努力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文明理论

　　研究发现，良渚、陶寺、石峁等具备原始国家形态的文化，主要有四个特征：一是农业、科学技术显著发展，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分工；二是阶级分化，表现为出现了贵族专有的宫殿区和墓地，同时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为贵族所控制，社会等级制度已经形成；三是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城市；四是社会存在着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即王权，以及由其建立和掌控的区域性政体。这是基于中国历史考古资料总结出来的文明标准，也是对长期缺少中国历史内容的人类早期文明理论的重要补充。这几条标准没有强调国外主要是在西亚、埃及文明资料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冶金术和文字这两项内容，表明中国史前文明既有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的一面，也有自身特殊性的一面。总体而言，经过近40年的探索，学术界在揭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总体进程、阶段性发展、各阶段的主要内容、最早的国家特征等问题上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但也要看到，这些成果中，描述性内容多于理论的总结和升华，要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文明理论，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愈发意识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问题的复杂性。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不仅是一个长达近2000年的历史过程，还是一个分布在黄河、长江全域以及钱塘江、淮河、西辽河流域等广袤大地上的诸多地方文明构成的巨大丛体，体量为同时期世界古代文明之最，学术界早就形象地称之为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同时，这个丛体内部的各地方社会也分别有自己的文明化演进方式和特点。近年来，分别就这些地方文明的演进过程、原因机制、方式道路等开展研究，正成为新的学术热点。这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它们怎样在彼此的取长补短、交流互鉴、融会贯通中逐步扩大发展一体化趋势，凝聚形成中华文明的特色特点，最终形成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