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画鉴定的几个问题

　　当代书画鉴定取得一致的共识，非常必要，但由于客观和主观双方面复杂因素不可能对每件作品都能认识一致，即使将来鉴定进入科学领域，也难免会出现微小的偏差，这是在任何精密仪器上也不可避免的事实。也许真赝之辨可望解决。此类情况，不仅允许存在，而且留待今后研究者继续从事探讨，这才是应有的科学态度。
　　历史上留下尚须解答的问题，实在不少。这些年中，我也曾试图做一点工作，由于绠短汲深，能力有限，未必能触及问题的实质所在。这里，借此机会，再一次表达初衷，有的是已经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过的，有的是认识上初步形成自己的看法，尚在进一步酝酿中，有的是对国内外学者专家已作出的成绩表示祝贺之忱。请举要缕述如下：
　　首先要感谢我们的谢稚柳先生为上海博物馆征集到旅美华人王南屏先生的王安石《楞严经要旨》和南宋的苏州刻《王安石文集》。《要旨》属王氏传世代表作，而《文集》背面的７００通名人书翰，有关政治、经济文书尤为珍贵。谢氏精于鉴赏，沉着而有魄力，终于克服许多困难，玉成此事，为文博事业贡献至大。谢氏还辨认出美国弗利尔博物馆藏原题为郭熙《溪山秋霁图》卷，拖尾明文嘉、王穉登、董其昌、陈盟诸跋，元柯九思墨印，近代由上海庞莱臣售出。此图历来被作为郭熙之笔，谢氏经过与郭熙传世诸作与王氏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撰文得出结论，认为郭熙与王诜的山水，同出源于李成一路，而郭与王的造型表面上形式相近，且历来著录均为郭熙《溪山秋霁图》，从实质上讲，这是将彼此之间画风和画家各自的个性混淆在一起的缘故，也就是说进行书画鉴别中忽略了基本点--个性，说是元代卓越的名家柯九思也不能逃避的事实。又有传世《雪竹图》立轴，绢本，双钩兼晕墨烘染，无作者名款，亦无收藏印记和题跋，仅在靠石竹竿上倒书“此竹可值黄金百两”八字，为玉筋小篆。就画论画，时代风格应早在北宋之初，技巧精妙，据我所知，无出其右者。因无任何第一手材料比较，于是谢先生只得查阅宋人文献，逐一对照，最后做出此图为五代徐熙制作的论证，有理有据，具有充分说服力。历代著录中，极少有此宏论，为今日古代书画鉴定开辟了一条新路，这也是可喜的成果。此处尚需补充一句，就是说，如果王诜的《渔村小雪图》和《烟江叠嶂图》至今无由发现，欲作翻案文章，想必是有难于发现的困难。
　　美国方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对中国古代书画的征集和研究，在国外学者中贡献显著，他使大学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藏品积累，逐年增加，后来居上·，在国际上的名誉蒸蒸日上。１９８５年５月在纽约举办学术讨论会盛况空前，与数年前堪萨斯、克利夫兰两地的“八代遗珍国际学术会”相互辉映，值得称道。由于方闻教授本人中国古代书画的素养深厚精湛，兼之气魄过人，汇为大观。他从事中西书画史的研究，著作甚丰，并重视真赝的辨识。题为燕文贵《山水图》之作，流传中早巳定为燕文贵手迹，向无异议。可是，方闻教授经过研究终于推翻成说，撰文肯定为燕氏弟子屈鼎所作，在中外学术文物界取得一致承认，较之“买王得羊”的成果还重要许多。理由是：第一，燕文贵的真迹，传世可以确认者尚有两三件；第二，屈鼎之作，见于《宣和画谱》著录的有好几件，然八九百年后，竟没踪影，在画史上成为空白；第三，从燕、屈作品师承关系，有裨于北宋初期山水画发展脉络的探索；第四，作为屈鼎传世孤本，它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值得珍视。此类“发潜德之幽光”的工作，使我联想到历代也有不少的人士为此打下了基础，功不可灭，不能忘记。问题还得拉回来，方闻教授将燕氏之作考订为屈鼎，正与谢先生之评定徐熙《雪竹图》有异曲同工之妙。都由于客观条件帮了忙，宏观起了作用，即时代风格（包括谢赫六法之首的气韵），加上微观深人综合的分析（包括个性及其他）。今天自然科学的发明对世界物质文化作出贡献，受到人类社会的推重。已故胡适先生对《红楼梦》考证时说过，发现一个新词，等于在宇宙找到一颗新行星（大意如此）。是的，做学问重在不断探索，有所发现，以及有所创造。我以为谢、方两先生以及其他艺术文物界专家，各自做出了重大的业绩，理应予以褒奖，至于采取何种形式，可以由有关方面从长计议。要之，使国际社会将古代书画鉴定研究的硕果，不但予以承认，而且广泛加以奖励和宣扬，藉此推动这方面事业的开展。也许这个看法被别人视为迂阔，惟有感于此，作为建议，以供采择，如是而已。尽管是属于题外话，过去若干年却无人提及，不无遗憾。
　　单是强调宏观（时代性），可收“虽不中，不远矣”的效果，固属重要。但放松微观，就会把作品的真实作者漏掉，绝对年代，更为重大，不言可知。上面的燕、屈《夏山图》之辨是如此，再不妨举出近年来在鉴定工作中所遇到的一桩令人深思的事情。犹记友人中山大学容庚教授曾以重金从某古物商手中购得署名戴进《山水卷》，此乃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事。此老将“文革”中所受到的折磨和屈辱，一概置之度外，仍然积习未改，依旧不忘情于古器物碑版、书画的搜集。戴进《山水卷》是他晚年搜到的心爱之物，喜悦之情，可想而知。后来常在朋辈雅集之时，将此卷展示以娱悦同好。我于１９６５年冬曾客广州，与教授多次过从，谈天说地，此情此景，犹在眼前。惜在“文革”中，我们遭到同一命运，长期无缘南下晤面。“四凶”就擒，举国同庆，我们之间彼此通过信息，互致问候，但又时为工作所羁绊，迄至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再次临穗，一别１３载，物是人非，教授早已跨鹤西去，而我亦垂垂老矣，不禁感慨系之!差堪慰藉者，此行能在广州美术馆看到此公生前捐献国家大批古代珍贵文物，其中就有上面提到的戴进《山水长卷》，赫然在目，如睹故人。殊知此卷曾被不少同仁鉴定为明代中期之作，但未必属于戴氏手笔。此论点颇具权威性，似乎已成定案。故当广州美术馆为纪念建馆３５周年，与中文大学文物馆联合举办明清绘画特展时编印画集，将此卷收人集中，改作“明人山水”，谢文勇先生《读画小记》中有以下记载：“此卷为中山大学容庚教授捐赠。经鉴定，戴款不真，定为明人作品，从风格看属于浙派一路。明李开先《中麓画品·后序》，记述戴氏曾叹称：‘吾胸中有许多事业，怎奈世无识者，不能发扬’；《明画录》也称他‘死后始推为绝艺’。可见此卷当作于戴氏去世后，不然他在世画不为看重，谁愿花这么大功夫画此长卷假冒戴氏作品?”以上所引的一段文字，其前提认为是在“戴款不真”之下面引申出古人之说，藉以证明后人所为。却又觉得此卷“具大家气格，非庸庸画工所能。在流传的古代书画中，往往碰到像此卷一样，款识不真，但作品时代接近，艺术水平极高，如按所署款识看待当然不合实际，若就此束之高阁，不给面世，也至为可惜”。我们要感谢美术馆没有将它“束之高阁”，并编印全图公诸于世，具有高见卓识。由于辽宁省博物馆藏有清宫著录为南宋夏珪《江山无尽图》长卷，虽非夏氏真迹，无本人署具名款，当是南宋末期画家师法马元、夏珪两家技法融合而成的“天衣无缝”的佳构，用画与此卷对照，发现两图笔墨、山川、树石、人物、溪桥完全一致，连当中极细微的点苔，庐舍位置等，吻合无间，实乃咄咄怪事!由此引出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两图肯定出于同一画稿，其间必有一卷是临摹本。按常理。只有后来的画家才有可能临摹前人之作。如果可以认定明人山水一卷源出《江山无尽图》，此前提若被承认，接着是临摹者是否戴进的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这正好是由于逻辑推理所必然揭示的，而且需要我们认真考虑作出正面回答的严肃问题。从鉴定上的责任感出发，我不能不承认此卷是戴进《江山无尽图》的摹本，而且是戴进早年致力于马、夏画派时辛勤用功的力作。根据是：第一，戴氏从南宋李唐、马、夏一派致力追求，如果不通过认真着力的临习功夫，就不可能创造出浙派的风骨；第二，卷后行书所署“钱塘戴进”名款，信笔出之，灵活而无凝滞之感；第三，如是作伪，当仿效名家常见之款式，如“静庵”或“静庵戴进”、“戴文进写”、“西湖静庵”行楷书，追求其形似和运笔结体，以欺鉴者。可此卷署款则大为不然，是戴氏早年未成熟定型时所书，恰与早年从事临摹若合符节，归于统一。因此，可以确定此卷应属戴氏早年真迹，可定名为《戴进摹宋人江山无尽图》，谅荷读者同意。
　　由于有夏珪（传）《江山无尽图》原作的存在，依此而判定明人山水卷出自戴氏早年临摹，藉以破除疑团，诚乃快事!国内外大量古书画作品的存在，犹有许多留待解答的问题，举其荦荦大者，尚在争论阶段中的西晋《平复帖》是否陆机所书，《簪花仕女图》创作的年代在中晚唐或是五代?《茂林远岫图》作者是李成抑或是燕文贵?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是廓填本还是早年写本?南宋马和之《诗经图》有几卷或竟无一卷是马和之画，宋高宗赵构书?传世《韩熙载夜宴图》是否五代顾闳中真迹?《江帆楼阁图》作者是否为李思训，制作年代是否在唐?《游春图》是否出自隋展子虔?《便桥会盟图》是否辽画?陈及之为何时代的画家?《〈唐高闲千文〉前段》是否出自元鲜于枢之手?《江山千里图》是否赵伯驹所绘?《六马图》的作者能肯定是赵千里?我一连串提出这许多属于亟待解答的正面问题，尽都属于早期作品，它们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如果通过研究和辩论，求得恰如其实的结果，那将把古书画鉴定提高到一个新层次。限于水平，讲不出更多的道理，无甚新意，有负大家的期许。深知我提出的这个问题相当庞杂，工作固然艰巨，高峰待人攀登，世间上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只不过在时间上有早迟之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