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和历史学

(1983年)

　　用历史学的眼光来看，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信仰和民间文学，都是社会的存在，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按照中国历史学的传统来说，历史书里也常常记载不少的民俗材料。在所谓“史部”的著作里，也有专门记载民俗的书。现在我们把民俗学跟历史学分开，是因为二者研究的主要对象不同，研究的方法和任务也有很大的不同。把它们分开，有利于二者的发展。但这两者，也不能完全分离。研究历史，不能完全摆脱民俗的研究。研究民俗，也常常要采用历史的解释。

　　“五四”以后，我们所谓“民俗学”是从国外输入的一个新的概念。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工作，在近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说不上来。在我的印象里，鲁迅在年收入他的《而已集》里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不知他是否有意从民俗学的角度解释历史，但他实际上是这样做的。可能这是近代人用民俗学的观点解释历史的最早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指出了魏晋名士吃“五石散”的风气。文章说，吃了这种药，全身发烧，要把衣服脱掉，要用冷水浇身。皮肉发烧之后，不能穿窄衣服。为了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文章说：“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文章还说：“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鲁迅用吃药来说明魏晋名士们的风度，从少数人的癖好联系到流行相当长时期的社会风气，这是很有意思的，是一般历史工作者所没有说过的。

　　1932年，郑振铎先生写《汤祷篇》，发表在《东方杂志》上。后来又把这篇文章同另外几篇文章辑成一个小册子单独出版，书名还叫《汤祷篇》。作者论述了汤因大旱，剪发爪，祷于桑林的故事。他认为这是用人做牺牲，去祭神的遗俗，他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他由此引论：古代帝王一方面是人世间的王，又一方面他还是一种担任神职的领袖。他用“祭师王”这三个字来描述古代帝王的身份，他这个论点触及到中国社会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古史上的帝王，既是掌握最高政权的人，又是最高的教主。远古帝王所以要说天下有罪，在余一人，就是因为他要对神负责。汉代的皇帝亲自讲经，判断各家的是非，就是以教主的身份出现的。他们被礼赞：“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被称为“金口玉言”，他们可以封山川土地之神，他们可以赠与仙人的道号，也都是以教主的身份出现的。不懂得这一点，就不会懂得皇权之所以神秘，也不会懂得封建道德之宗教的起源，甚至于不会懂得封建社会为什么在土地权问题上缺乏真正的私有权。郑先生想得也许不会这么远，但他却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问题。

　　郑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还说到，“古书固不可尽信为真实。但也不可单凭直觉的理智，去抹杀古代的事实。”“愈是今人以为太不近人情，太不合理，却愈有其至深且厚，至真且确的根据在着。”第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第二句话未免说得绝对了一些，但也有道理，这都是历史工作者应该重视的。

　　郑先生还说：“原始生活的古老的‘精灵’常会无意的侵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特别在我们中国，这古老的‘精灵’更是胡闹得厉害。”又说，“原始的野蛮的习惯，其‘精灵’还是那末顽强的在我们这个当代社会里作祟着!打鬼运动的发生，于今或不可免。”郑先生这个意思说得很好，在“察古明今”这一点上，历史学和民俗学是一致的。历史学明今，是为了知来，民俗学明今，可以移风易俗，这都是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郑先生所谓“打鬼”，当然不是用棍子去打，暴力在这里是无所作为的。“打鬼”是要用具体材料，说明事实，讲清道理，提高认识，让人们在自己头脑中去打。

　　闻一多先生用民俗学的观点去解释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他的这个工作，对中国古史的研究很有贡献。他在三四十年代写的《伏羲考》、《龙凤》、《姜嫄履大人迹考》，是在这方面很有成就的作品。这三篇主要是讲人类起源的故事，其中包含人类的氏族、原始社会的图腾及其演变，洪水和战争的故事，龙凤在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地位。这三篇文章对中国古代传说上的各种疑难，阐述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很值得历史工作者注意。在第一篇里，有这样的一段话，文字虽长，因为重要，还是把它抄下来吧：“假如我们承认中国古代有过图腾主义的社会形式，当时图腾团族必然很多，多到不计其数。我们已说过，现在所谓龙便是因原始的龙(一种蛇)图腾兼并了许多旁的图腾，而形成的一种综合式的虚构的生物。这综合式的龙图腾团族所包括的单位，大概就是古代所谓‘诸夏’，和至少与他们同姓的若干夷狄。他们起初都在黄河流域的上游，即古代中原的西部，后来也许因受东方一个以鸟为图腾的商民族的压迫，一部分向北迁徙的，即后来的匈奴，一部分向南迁移的，即周初南方荆、楚、吴、越各蛮族，现在的苗族即其一部分的后裔。留在原地的一部分，虽一度被商人征服，政治势力暂时衰落，但其文化势力不但始终屹然未动。并且做了我国4000年文化核心，东方商民族对我国古代文化的贡献虽大，但我们的文化究以龙图腾团族(下简称龙族)的诸夏为基础。龙族的诸夏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的本位文化，所以数千年来我们自称为‘华夏’，历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而以龙为其符应，他们的旗章、宫室、舆服、器用，一切都刻画着龙文。总之，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直到民国成立，随着帝制的消亡，这观念才被放弃。然而说放弃，实地里并未放弃。正如政体是民主代替了君主，从前作为帝王象征的龙，现在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了。也许这现象我们并不自觉。但一出国门，假如你有意要强调你的生活的‘中国风’，你必多用龙文的图案来点缀你的服饰和室内陈设。那时你简直以一个旧日的帝王自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