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主义论与德国民俗学

二 对于民俗主义论的回应与批评

莫塞尔的文章发表以后，在德国民俗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主意。莫塞尔本人紧接着又在1964年发表了《民俗主义：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问题》（Der Folklorismus als Forschungsproblem der Volkskunde）一文，继续阐明他对于当代民俗主义现象的批判性观点。图宾根民俗学会为此专门召集了一次学术会议，讨论对于当代民俗的研究问题。这次会议的论文集《民众研究》（Populus Revisus）在1966年得以出版[7]。文集的主编、图宾根大学民俗学系主任教授海尔曼·鲍辛格尔（Hermann Bausinger），是战后的西德民俗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在1971年首次出版、并在1987和1999年两次修订后再版的《民俗学》（Volkskunde. Von der Altertumswissenschaft zur Kulturanalyse.）,以“从古代研究到文化分析”为标题，标志着德国当代民俗学学科方向的根本转型，被很多德国大学民俗学专业选用为基础教材。这位科班出身、学术修养深厚、且在民俗学界享有权威地位的学者的加入，大大提高了民俗主义讨论的理论性，应该说是决定这一理论最终能否在学术史上立足的根本原因。
鲍辛格尔在上述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民俗主义批评的批评》（Zur Kritik der Folklorismuskritik）。针对莫塞尔已发表的两篇文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莫塞尔在其中只罗列了一些现象并加以描述，而没有用学术的语言来精确地界定“民俗主义”这一概念，以至于它的内涵和外延都相当模糊。对于“二手民俗”问题，学术界迄今为止并非毫无察觉，而是采取一种置之不理的方式来加以否定。现在既然有人把这种现象摆上了桌面，鲍辛格尔认为有必要从根本上对此加以探究，使之能够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为此他从实例出发，阐述了下列八个观点[8]：
1） 民俗主义是对已往民俗的追回和应用。
2） 所谓第一手的和第二手的传统之间有着相当复杂的内在联系，一个专门创制的新民俗也可能有它现实的功能和意义，就像旅游纪念品并不一定专为外地游客而准备，它也有可能为当地的民众所喜爱和接受。如果一个研究者一定要在其中区分出一手的和二手的，那么他在这一时刻很可能就已经混淆了事实本身。
3） 新民俗的创制者并不一定是完全出于商业目的，在很多情况下更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爱乡情绪在发生作用。当然这种理想主义也可能导致对于传统的美化。
4） 发明新民俗的人们并非完全出于爱好，而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所以新民俗在当代社会机制中所担负的功能不仅是多重的，而且也是现实的和符合自然规律的。
5） 批评民俗主义现象的人在理解上有片面性。他们在观察问题时只看到了某些点而没有看到整个面。
6） 民俗主义是人们对于某种文化或某个社会阶层所固有的“角色期待”的产物：如果对方做出了违背这种期待的行为，就会被认为是不真实和不自然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俗主义论所批评的实际上是当代文化的民主化和多元化。
7） 追求所谓“原原本本的民众文化”的民俗主义批评者，自己往往就是一个民俗主义者。
8） 民俗主义的批评者和民俗主义者的出发点实际上是相同的，他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的，而只是在追求某种理想的程度和阶段上有所区别。
尽管如此，鲍辛格尔并不主张使用其他的概念来代替“民俗主义”一词，他承认莫塞尔对于民俗主义的批评有他部分的可取之处，并且主张对这种现象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只不过他认为应该用一种更加开明和公正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正在生成中的风俗现象，应给予它自然发展的机会而不应过早地加以打击。另外，在大会的讨论当中，很多学者也提到了，传统的发明自古就有。其实任何一项传统—就像犹太学者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那样[9] —都是发明的结果。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它都具有多方面的生存理由和实际功能，而在后代人的眼里才会成为象征过去的“传统”。我们今天发明出来的新民俗，在50年之后或许就会被当成是真正的传统文化来看待和珍惜。所以民俗的真假问题，实际上都是相对而言的。
为了全方位多角度地探讨民俗主义，鲍辛格尔组织欧洲十几个国家的民俗学家们对此现象进行调查，并把调查的部分结果以专辑的形式发表在了德国《民俗学杂志》第65期（1969年）上。他在前言中提到，民俗主义是一个极为普遍和重要的文化现象，是民俗学研究无法避开的问题，作为民俗学者有必要通过比较研究来揭示它发生、发展的特殊条件和模式。作为问卷调查的参考坐标，鲍辛格尔制定了十项内容[1]。这里简要地摘录如下：
1） 民俗主义的主要表现方式是什么？是服饰、唱片、民间文艺晚会，是为旅游者设计的节日活动、文娱表演，还是被收录在音乐、美术和文学多种媒体当中的民间文化？
2）   民俗主义活动的承载主体是什么？是政党、地方民间团体、还是其他的社会组织？个体的发起人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作用？
3） 民俗学者包括各种专业性的学术机构在这中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4） 民俗主义与大众旅游消费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在此有必要将以接待外地游客为目的的民俗主义活动与和对外宣传无关的类似现象加以比较。
5） 大众传媒如广播电视、唱片业和出版业以及报纸杂志等等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
6） 服务于政治的民俗主义也应是研究的重要部分，其中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民俗，常常被看成是对中央政权的无害粉饰，但也不排除有为民族文化争取认同的目的存在。
7） 民俗主义和哪个社会阶层相关？它们属于农民阶层还是属于某种职业领域？
8） 是否有某种民俗特别适合于民俗主义活动？比如像服饰，往往就是民俗主义活动不可或缺的道具。相比之下，民间口承文学的应用范围就比较受到限制。
9） 是否有某些地区的民间文化在民俗主义活动中特别受到偏爱？比如巴伐利亚的农民文化在德国就被视为最有代表性。促成这种偏向性选择的原因何在？是因为这些地方遗留的传统文化比较丰富？还是因为当地人的乡土意识浓厚、对本土文化采取了较强的保护和宣传措施？
10）最后是时间上的纵向发展问题。一项民俗的“原型”到底可以追溯回到什么时候？它在每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形态又是怎样的？
通过这份问卷的设计，鲍辛格尔实际上已经为今后围绕民俗主义问题的研究确定了一个大致的方向。在这个专辑里面，除了收录了一部分德国、波兰、意大利等国学者的调查研究结果，还发表了美国学者理查德·多尔松（Richard M. Dorson）题为《“伪民俗”》（“Fakelore”）的文章，介绍了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美国掀起的有关“伪民俗”问题的学术讨论的背景。从多尔松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美国学者对于“伪民俗”的理解和德国学者的“民俗主义”概念并不完全一致。前者主要用在民间文学的领域，指的是文学界由于十九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的影响而对民间文学进行仿制和美化的现象，并在二十世纪伴随着出版业的商业化而得以大量推广与兜售。这些所谓的民间文学作品并非扎根于专业的民俗调查，而是加入了文学家的想象和创作因素，所以有“假造”之嫌。可见“伪民俗”所批判的，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对待民间文学的浪漫主义态度，而并不是在战后的发达国家所出现的全民性地寻求文化回归的民俗主义思潮。